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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关于经济的宏观(hóngguān)叙事亟待重新认识，尤其对中国投资过度、消费不足，中美贸易失衡等的批评(pīpíng)和指责(zhǐzé)明显(míngxiǎn)已经不合时宜，只有跳出西方思维(sīwéi)框架，基于实证分析和全面(quánmiàn)的宏观观察才能做出客观的判断。中国经济已经由传统房地产和旧基础设施的投资拉动，成功转向高科技、先进制造业、新基建和服务业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。 本书作者龙白滔阅读(yuèdú)了大量当代(dāngdài)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内容，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到丰富的养分。本书还对比引用了国外政治经济领域的学术论文、各国央行(yāngháng)及多边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、智库或研究所的学术成果、各国财经媒体(méitǐ)的报道等。分析的结果和实践的经验都证明，照搬西方的路径在中国并不(bù)可行(kěxíng)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。 《锚定(máodìng)中国》，龙白滔 著，东方出版社出版 >>内(nèi)文选读： 2021年9月17日，北京致诚(zhìchéng)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（以下简称(jiǎnchēng)“中心”）发布了《外卖平台用工模式(móshì)法律研究报告(bàogào)》。该报告通过对5年来1907份有效判决的研究发现，随着外卖平台用工模式的演进(yǎnjìn)，外卖平台成功地将骑手所带来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(fēngxiǎn)向外剥离、层层区隔。通过一系列表面的法律安排，以及配合其中的配送(pèisòng)商（众包服务公司）和灵活用工平台，将骑手的劳动关系悄悄地推向权益保障的边缘。 该中心是经北京市民政局依法批准正式登记的民办非(mínbànfēi)企业单位，是中国第一家以社会专职律师为主体的专门提供农民工法律援助(fǎlǜyuánzhù)的机构。 该研究报告缘起于真实案例。2019年4月28日，邵(shào)某某在工作途中(túzhōng)摔伤，经鉴定为(wèi)九级(jiǔjí)伤残。此后，邵某某经过北京劳动仲裁，重庆法院一审、二审，北京起诉及再次申请劳动仲裁等多个程序，仍因无法确定谁为用人单位而陷入权益保障的困境。 接手该案例后，中心的律师(lǜshī)发现，邵某某的个税缴纳(jiǎonà)、社保支付(zhīfù)、工资发放、工作管理等均属于不同公司，因此出现了法律上无法认定其为谁工作的局面。随后，中心对5年来1907个有关(yǒuguān)外卖平台(píngtái)劳动纠纷的有效法律判决进行了研究，发表了《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研究报告》）。 《研究报告》指出，10年来，外卖平台用工模式(móshì)经历了复杂而快速的演变，逐步发展出三大类模式。一是餐馆自行雇员配送的传统模式，二是接单自由、可在多平台兼职的众包模式，三是(sānshì)对传统模式进行(jìnxíng)调整后的表面外包、实质为合作用工的专送(zhuānsòng)模式。 以上三大类模式随着时间的(de)演变又分别进化出了8种不同模式：餐馆自行雇员配送、外卖平台(píngtái)自行雇用骑手(qíshǒu)、劳务派遣骑手、平台招募众包骑手、与众包公司合作、表面外包(wàibāo)实质为合作用工、网络状外包和骑手个体工商户。 《研究报告》指出，在(zài)这种复杂的用工模式下(xià)，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变得非常困难(kùnnán)。其中，专送模式下骑手劳动关系认定比例由传统模式的100%下降(xiàjiàng)到了45%—60%。反过来，外卖平台(píngtái)和配送商/众包(zhòngbāo)公司(gōngsī)的法律隔离效果显著。当平台用工迭代和升级到网络外包模式和骑手个体户模式后，配送商承担用人单位责任的概率从82%成功地降到了46%—59%，而外卖平台承担的责任则基本控制在1%以内。目前，全国已经出现了超过(chāoguò)190万个“疑似骑手个体户”。 在此结论的基础上，《研究报告》提出了相关(xiāngguān)建议：尽快规范(guīfàn)平台用工；明确平台用工模式下外卖(wàimài)平台的主体责任；规范外卖平台以合作用工等方式分担劳动保障义务；加强对众包骑手(qíshǒu)的权益保护；加强政府监管，开展专项整治，规范明显规避法律(fǎlǜ)责任的做法；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；加强对骑手各类权益的司法保护；培养专业劳动权益保障法律服务机构(jīgòu)和公益律师。 在外卖平台的(de)风口期，连风投界的人都能看到即将到来(lái)的繁荣背后所(suǒ)暗含的隐忧，因为平台经济会透支社会保障。2020年，配送(pèisòng)商市场上的头部企业“趣活”在美国上市，如今已成为中国最大(zuìdà)的劳动力运营(yùnyíng)解决方案平台之一。但资本市场对于外卖盛世之下的趣活始终犹疑不(bù)决。有媒体戏称(xìchēng)其为“中国最大包工头”，作为“外卖巨头的影子”站在“没有油水的角落”，而其“依靠压缩劳动者的获利空间，来实现毛利率的提升”的做法亦被评价为“不具备可持续性”。甚至有业内人士测算发现，趣活每个月平均(píngjūn)在职工人人数与实际参保人数相差甚多，“核算下来2019年平均每天在每名工人身上的支出为5.87元，其中的保险支出又占了(le)多少？” 天风证券在同年发布的(de)关于趣活的报告中写下了(le)这样一条政策风险提示：“公司与平台劳动者是业务外包关系，若(ruò)相关政策变动，公司用人成本可能承压”。如此推断，投资者们似乎(sìhū)早已洞悉这是一场针对国家政策的“豪赌”，只是看破不说破罢了。 外卖平台是否应当(yīngdāng)为骑手(qíshǒu)承担社保的(de)(de)问题，在“数字经济(jīngjì)公社”微信群激起了(le)热议。典型的反方认为，外卖平台为1000万左右几乎没有其他技能的低素质人口解决了就业问题，骑手基于自愿选择没有社保的工作。2019年某外卖平台佣金收入超80%用于支付骑手，为骑手支付社保将导致亏损，只有让绝大部分骑手失业才能让公司盈亏平衡。 前述《研究报告》解释了骑手的(de)如是(shì)选择，看似自愿，实则迫于环境结构制度设计。社保是国家强制性统筹安排，就是为避免个别劳动者过度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(chángyuǎn)安排。在营收增加、骑手支出却降低的背后(bèihòu)，是企业大手笔支出，扩张到支付、消费金融、出行、社区(shèqū)团购等业务领域，以及投资(tóuzī)共享单车、电动车、无人驾驶和机器人等。退一步讲，一家企业不能以生存为由违反法规，以提供400万人的就业为要挟，逃避企业应(yīng)承担的社会义务，否则将是不可接受的。